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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鲤鱼上钩不急。”
我无可奈何，只好陪他坐下来，幸好我是深知他一贯做派的，否则真想将他一脚踹入水中。
想起上辈子刚认识他时，我被他这臭脾性气得不知道生了几肚子闷气，尤其那一次，我哥被扫黄的警察抓进局里了，我像旋风般刮去他家找他救命，就看到他闲闲地靠在藤椅上，桌上摆了一盘围棋，自己和自己下得津津有味，摆摆手对我说：“阿俨，你坐，等我这盘棋下完不急。”
我记得我那时好像见到鬼般瞪着他，心想，可能下一秒地震海啸，天要塌下来，我跑进来叫他快逃命，他也会温温吞吞地提笔铺纸：“阿俨，你坐，等我写个遗书交代下后事再逃不急。”
一个小时后，我坐在他身旁瞌睡得连连点头，他终于钓得一尾呆笨呆笨的胖鲤鱼，心满意足地将它放回水中，才慢悠悠地说：“嗯？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“呃......我来找你帮我家小鬼安排个小学，我刚找了好几个学校人都不肯收......”
“哦，好的。”他平淡地点点头，“还有别的事吗？”
“......没了。”
卫衡就是这种让人无力的家伙，而我居然和他做了快十年的朋友，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有不少人不喜欢卫衡，因为他太不通世故，别人看他那副寡淡的脸就会觉得眼高于顶和轻漫，可我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，反而，你要是有事求他，他都不懂拒绝你。
以前还在念书时，有个坐在他后座的女生要他每天带一块巧克力给她，他坚持了一年多，直到那姑娘转学。那时候巧克力这种东西还蛮稀有的，至少我那时就没吃过。他也觉得麻烦，但是他这人就那样，怕跟别人说不。
我是在初三的时候认识他，那时候卫衡高三，我作为校广播站的小记者去采访他，因为他是那一届唯一一个被保送到医科大学念本硕连读的人。
校刊上有一张他的照片，毕业的六月，他应学校要求拍宣传照，站在炙热的阳光下，一手展示着一份录取通知书，一手举着一张照片，眼中的泪混着汗水滴下来。
照片上的男生我认识，名字叫青森，是校田径队的体育特长生，十分高大强壮的人，谈不上英俊，但棱角分明，不笑的话看起来有几分凶恶，但眼神却像鹿一样柔和。
我也采访过他，那时他破了省运动会的记录，被评为国家二级运动员。
卫衡考上保送的前半年，青森回家的时候被几个把摩托骑得七扭八歪的飞车党撞下马路，头磕到高压电箱上，再也没醒来。撞他的人连十五岁都不到，抓起来又放了，只赔了十几万了事。
要采访卫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因为他神出鬼没，最后是在图书馆的顶层找到他，我嘴叼一只笔，腋下夹着一本笔记本，从生锈的铁门缝隙里钻过去，卫衡正坐在呼呼作响的空调箱上发呆。
我问他为什么拿着那张照片。
“他练习经常受伤，我是为他考的医生。”卫衡回答，“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没有食言。”
我在本子上写下傻乎乎的句子：“友谊天长地久。”
他看到我写的话，一笑：“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他却是我除父母外最爱的人。”
我笔下一抖，抬头看他，他很坦荡，眼神磊落。
2001年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》才将同性恋从精神病人中剔除，但还是将其归类到“性心理障碍”的条目下。
要知道那是1989年，没人敢说出那种话，他敢，他无所畏惧。
因为他不在乎了，这世上会有人怎么说他，他都不在乎了，因为唯一能左右他悲欢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。
想到这我心中一阵闷痛。
我问：“他知道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卫衡笑了笑，“他不是那种人。”
“你没有对他暗示过吗？”
“没有，我本来打算当他一辈子的朋友，可我没想到一辈子这么短，”他停了一下，轻声说，“......又这么长。”
他说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拍拍裤子跳了下去，我跟着他跳了下来，我看着他有点儿难过，我说：“我能抱你一下吗？”
他慢吞吞地展开手臂抱了我一下，走了。
一个人，抄着口袋，慢慢悠悠地消失在光线昏暗的楼道里。
后来我跟他成了朋友，他帮我辅导中考题，但如果你靠他给你讲课提高分数，你中考一定无望，我就深受其害。比如一道地理选择题，ABCD四个选项，他会跟你说：“为什么河流左边侵蚀得比右边严重？A不用看都知道是错的，B一看就是错的，D想一想就知道是错的，那就只能选C咯。”
我：“......”
他对人就这样，说话做事，什么都慢半拍，招呼朋友永远只有一句：“谁谁，你坐。”
但我不怪他。
我知道，他只是不想那么快走到那个没了青森的未来。
曾有人评价卫衡性子沉静，但我知道那是死寂。